师：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，学习“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”，感受家园破碎、人民抗战的历程。我们先来看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一段话：“我不是复仇主义者，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。但是我相信，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。”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人民曾经经历的苦难历程。张含韵的一首歌勾起了流亡在外的东北人民的思乡之情，那么，我的家究竟怎么了？

　　同学们结合预习可知，日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，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。日军以此为借口，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，随后侵占整个东北。日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，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，当时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来看事变策划者后来的描述：

　　“十八日夜，弯月挂起，高粱地黑沉沉一片，疏星点点，长空欲坠。岛本大队中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，以巡视铁路为由，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湖方向走去，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，一边选了距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。在这里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，并点了火，时间是10点多钟，爆炸时轰的一声，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。”

　　由此可见，九一八事变是日军蓄意制造的侵略行为。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后收手了吗？1932年，日军又挑起一二八事变，侵略上海；1932年，扶持溥仪做傀儡，建立伪满洲国；1933年，向长城沿线进犯；1935年，又蓄意制造了华北事变。由此看出，日军步步紧逼，不断侵华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加深，直至成为主要矛盾。那么，一衣带水、相邻而居的日本为何要侵略我们的家园呢？

　　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上，日本政府制定了《对华政策纲领》，对于“满、蒙”尤其东三省地方，日本必须予以特殊考虑。什么样的特殊考虑呢？我们来看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从军事上所见到的“满蒙”：占有满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满蒙地区关乎日本的经济以及国防，并且是日本摆脱危机的唯一方法。由此可见，侵占东北是日本政府既定的国策，蓄谋已久。同时，这也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，缓和国内矛盾。此外，当时英法的绥靖政策以及国民政府“剿共”，都为日军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。我的家被侵占了，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当时国民政府持有的态度。

　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国民政府发表《告全体国民书》，提出对日军避免冲突，后续蒋介石日记也提到“不可以过于干涉，而我反出于强硬”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国民政府在当时奉行不抵抗政策。那么当时国民政府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九一八事变前后，国民党对红军发动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次围剿，之后又发动了第四次、第五次围剿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，寄希望于英美的调停，对内实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以主力围剿红军。

　　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，当时部分爱国军人在前线的反应如何呢？我们来看，九一八事变后，爱国军人马占山表示：“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，不惜以全力铲除之。”他在嫩江大桥与日军展开战斗，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抵御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大规模抵抗。由此看出，部分爱国军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局部抵抗日军侵略。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，侵占上海，爱国军人有何反应呢？1932年《国文周报》记载：“虽牺牲至一卒一弹，绝不退缩。”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、军人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奋起御敌，第五军也随之参战，抵御日军8万之敌，打了33天之久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。由此可见，爱国军人在一二八事变后局部抵抗日军侵略。

　　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，当时爱国军人的反应又是如何呢？1933年《天津益世报》报道，在长城喜峰口，“一般英雄又证明了这个不可能，实为可能”，中国军队在主要关口与进攻的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。由此看出，部分爱国军人在长城沿线局部抵抗日军侵略，但部分爱国军人的抵抗未能根本挽回国土的沦丧。

　　东北沦陷，东北民众又是怎样的反应呢？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组织抗日义勇军。后期，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。到1936年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立。到七七事变时达3万多人，最多时牵制日伪军40万人，涌现出杨靖宇、赵尚志、赵一曼等民族英雄。由此可见，东北民众英勇抗击日军侵略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。在此过程中，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救亡，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表现。

　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侵占，要求立刻撤退。1932年正式宣布对日作战。1935年发表《八一宣言》，号召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。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。由此可见，在日本局部侵华之后，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对日宣战，直至号召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，并最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，爱国学生的反应又是如何呢？

　　1935年，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北平的学生进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，即一二·九运动。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，学生们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，反对华北自治，号召立即停止内战。由此可见，学生发起一二·九运动，进行游行示威，宣传了中共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主张，同时带动了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参与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。

　　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，同样影响了国民政府的部分高级将领，他们又有何反应呢？张学良表示：“不能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。”1936年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，逼蒋抗日迎来转机，在此过程中，中共积极参与解决，最终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。

　　在谈判中，中国共产党做出巨大让步。我们来看1936年蒋介石日记手稿，蒋介石对周恩来说：“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，听命中央，则不但不进剿，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。”对此，周恩来答曰：“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，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，绝不破坏。”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以及各方努力下，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。那么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的抗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，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由此初步形成。回望这一阶段，日本局部侵华以及中国人民的抗战历程，我们能读出什么特点呢？

　　中国的局部抗战，历次作战无论在战争地域还是参战成分上都是局部性的，这是局部抗战的一个主要特点。从日本局部侵华，侵占东北、上海，进犯长城沿线以及后续的华北事变，从战争地域来看是局部的；从这一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来看，参战成分上也是局部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