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：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“倾听理性的声音”，主要通过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和《答司马谏议书》这两封书信来展开学习讨论。我们的学习目标有两个：第一个是领会作者观点及其现实针对性，重点思考观点的针对性；第二个是把握作者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，重点讨论思路的条理性。

　　首先看第一篇文章《谏太宗十思疏》，我们要思考，魏征针对唐太宗什么样的观点、什么样的行为写这封信？以及这封信具体在哪些地方体现了理性的声音，也就是思维的条理性。同样，对于第二篇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我们围绕这两个学习目标思考：王安石针对司马光什么样的观点写这封信？这封信思维的条理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　　先看观点的针对性。魏征写给太宗的这封信，收信人是唐太宗，他的领导。唐太宗没有明确表达出某些观点，但从其行为能看出，唐朝建国后，两代皇帝励精图治，国家逐渐安定富强。天下太平后，唐太宗的行为有所变化，史书记载为骄奢忘本，他大修庙宇宫殿，广求珍宝，四处巡游，劳民伤财。针对这种现象，魏征写信劝诫太宗。

　　而《答司马谏议书》的针对性不是针对行为，而是针对言论。收信人是王安石的同行司马光。王安石任宰相后，励精图治，大兴改革。司马光给王安石连写三封长信《与王介甫书》责难。司马光主要观点是王安石变法轻官绅之势、争利拒谏，导致的结果是“怨诽多矣”。

　　针对上面两种不同形态的观点，一种是唐太宗未言明却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，另一种是司马光连写三封信指出王安石具体问题的，下面我们重点看思维的条理性。根据两封信读者不同、观点不同，思维条理性可分为两个方向：一个方向是“变”，这是王安石针对司马光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决策。王安石认为要因时而异、顺势而动，这一思维条理性的核心在于决策要变。另一封信针对唐太宗追求的美好德行发生变化，魏征写信劝诫他不要丢掉好品行，此思维条理性的核心是“不变”。

　　先看第一种形态“决策要变”。王安石这封信重点落在“为什么”要变上。因为司马光给王安石写的三封信，归纳提取了王安石变法四个方面的错误：一是“侵官”，二是“生事”，三是“征利”，四是“拒谏”。王安石针对这些言论逐一反驳：

　　第一，王安石说“不为侵官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变法是“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”，即变法是由皇上批准，经朝廷讨论修订，再由有关部门具体落实操作，并非他一人想要剥夺官员利益。

　　第二，针对“生事”，王安石说“不为生事”。为什么不是无中生有制造事端呢？因为是“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”，古代贤明君王都根据当时社会情况进行改革，没有一成不变的。

　　第三，针对司马光指责变法“征利”，王安石指出是“为天下理财”，让万民获利，并非与老百姓争利。

　　第四，司马光指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“拒谏”，听不进别人意见。王安石明确表示，要看这“别人”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是有胸怀、有眼光，考虑实际问题，为万民谋福利的人，他的意见王安石听得进去；如果是自私自利，只考虑个人利益，吹牛拍马的奸佞小人，那其言论就是歪理邪说，“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”。这就是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中体现出的思维条理性，摆事实讲道理，而非情绪化给人贴标签。相对来说，司马光的指责可能情绪化、夸张性比较严重。

　　司马光还有个结论，说王安石变法导致“天下怨诽之多”。王安石如何回答呢？他还是很理性地指出，“怨诽之多”他本来就知道，因为众口难调，要关注核心利益，核心利益是老百姓的利益，而非达官贵人的利益。那么怨诽的是谁呢？主要是达官贵人，或者是一些不能领会改革精神、执法过程出现偏差的人。王安石认为这种情况他早有预料，并且理性分析说人性如此，习惯于苟且，很多达官贵人不恤国事，同俗自媚，互相吹捧。皇上想改变这种糟糕现状，他只是帮助皇上来梳理，因这一梳理损害了一些达官贵人利益，这些人即便汹汹然，他又何惧之？同时，王安石还举历史上著名的盘庚迁都为例。盘庚迁都时，上到达官贵人，下到老百姓都怨愤，但盘庚从历史和长远角度考虑，坚持迁都，“度义而后动，是而不见可悔故也”，结果迁了都以后国业大兴，这个证据很有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