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：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这堂课，我们一起来复习古代诗词的阅读，重点比较分析诗与词的区别，感受词的风格特色。诗与词的区别，同学们在九上古代诗词复习第一讲已初步学习，现在我们较为全面地梳理一下。

　　首先，诗与词起源不同。诗起源于上古社会的劳动生产、男女相恋和原始祭祀。上古诗歌产生于无文字记录的原始时代，是先民集体的口头创作，像劳动时为协调节奏、激发热情喊出的号子，后来逐渐变成有韵律的诗歌。据记载，最早的上古诗歌约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，比如黄帝时代的《弹歌》“断竹续竹，飞土逐肉”，这是一首古老的打猎歌；还有帝尧时代的《击壤歌》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于我哉”，反映了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，洋溢着制造工具成功后的自豪与喜悦。

　　而词的起源相对晚很多，一般认为起源于唐代，也有观点认为起源于隋代或更早的南北朝。词最初产生于民间，又称曲子词、曲子，如敦煌曲子词。词原是为燕乐配唱的，后来逐渐脱离乐曲成为独立文学体裁。其题材以言情为主，形式灵活多样，有单调、双调、小令、长调等。起初词在艺术上较为粗糙，中唐前后，民间词广泛流传，一些文人开始按音乐节奏填词，如张志和、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刘禹锡等。相传李白所作的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两首词，意境扩大，感慨深沉。

　　其次，诗与词和音乐关系差异很大。中国古代诗歌从一开始就与音乐紧密相连，早期诗、乐、舞一体，诗在表演中常配合音乐舞蹈歌唱。后来，随着社会发展，诗、歌、乐、舞各自独立。诗与歌以入乐与否区分，入乐为歌，不入乐为诗。诗从歌中分化，成为语言艺术，最终与音乐分离，并走向成熟繁荣。而词在音乐土壤中萌芽产生，音乐性是其基本特性之一。即便到南宋，词不再完全入乐歌唱，仍按词谱规定的韵律乐调填写，音乐烙印深刻。

　　第三，诗与词外在形式差异显著，体现在句式、句法、韵律、对仗等方面。下面主要以格律诗和词对比说明。从句式看，格律诗整齐划一，虽古体诗长短随意，但仍以句式整齐为主；词的句式大多参差不齐，因而有“长短句”别称，像《浣溪沙》句式整齐为七言的是极少数。诗词的句法也大不相同，格律诗句法相对固定，词的句法灵活多样，短有一字句，如张孝祥《十六字令·归》“归，猎猎西风卷绣旗。拦教住，重举送行杯”中的“归”；长有九字句，如李煜《虞美人》中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再者，词的押韵规则与诗不同，格律诗一般只用平声韵，一韵到底，隔句押韵，首句可押可不押；词则平仄通压，中间可换韵，韵脚疏密不定，由词牌韵律规定，所以读词要格外注意。词牌规定了词的句数、字数、韵数及平仄格式，正所谓“调有定格，句有定数，字有定声”。词牌众多，如《水调歌头》《定风波》《满江红》《菩萨蛮》《念奴娇》等，我们还可了解词牌背后的文化背景，比较同一词牌不同词作的异同。最后，诗词的对仗规定不同，格律诗第二、三联必须对仗，词的对仗则灵活得多，无统一要求。

　　第四，诗与词题材内容有较大区别。“诗言志”，“志”一般指志向怀抱，既可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，也可是对社会人生的感悟，或对君主、师友的忠诚敬仰。虽可抒发个人感情，但要承担“兴观群怨”之责，肩负“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”之任，为君、臣、民、事而作，可说是关系治国安邦大事，抒发的多是社会性群体共有的情感。而词题材内容的显著特色是以描写男女欢爱、相思离别为主，抒发作者个人自我情感，酒席宴饮、轻歌曼舞、儿女情长、风花雪月成为词主要吟咏对象。当然，词发展历程中，苏轼等开拓了词的题材，使词摆脱对音乐的依附。

　　第五，诗与词风格特色有差异，被精炼概括为“诗庄词媚”。“诗言志”，诗的风格要庄重雅正，即便题材内容相同的诗词作品，呈现风格也大不一样，同一位作家的诗词作品也风貌迥异，这与诗词题材内容和语言特色不同密切相关。正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所说：“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，能言诗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。诗之境阔，词之言长。”比如同样是送别，柳永说“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；岑参却说“轮台东门送君去，去时雪满天山路。山回路转不见君，雪上空留马行处”。同样写月，张若虚说“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”；苏轼却说“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”。诗与词风格之别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特别是民间词发展到文人词后，创造出深婉幽微、凄清纤柔的审美特质，词便以婉约为宗。宋初，社会流行柔丽婉约的艳词，直到苏轼、辛弃疾以雄健笔力、遒劲豪迈格调，开创豪放派之风。

　　纵观词的发展，词以婉约为正宗，从五代花间词，到南唐二主，到柳永，再到秦观、周邦彦、李清照，乃至姜夔、吴文英等，婉约柔媚之风兴盛不衰。即便以豪放著称的苏辛二人，也不乏婉约柔媚之作。

　　学习了诗与词的区别，下面结合词的特点感受词的风格特色。词的风格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，先看南宋俞文豹《吹剑录》记载的小故事。东坡在玉堂，有幕士善讴，东坡问：“我词比柳词何如？”幕士对曰：“柳郎中词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执红牙板，歌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；学士词，须关西大汉，铜琵琶，铁绰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东坡为之绝倒。苏轼佩服，因这位幕士经典对答，形象准确概括了柳词婉约、苏词豪放的特点。后来人们评价苏词多用“豪放”，苏轼本人也喜欢豪放。但清代周济在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中有不同观点，他说：“人赏东坡粗豪，吾赏东坡苕霅。苕霅者，东坡家雪堂在苕霅间，故云。粗豪则病也。”“苕霅”意为清新秀丽，周济欣赏此风格，认为通常人们看重的苏轼豪放是其诗文弊病，非优点，还特意说成“粗豪”。对此观点你可不同意，但也说明东坡词有豪放与婉约两面。